替人顶罪的历史人物

---天桥上的风格外凛冽，像蘸了盐水的鞭子，一下下抽在我脸上。

我跪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，膝盖早已失去知觉，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麻木在蔓延。

手里的硬纸板牌子重若千钧，边缘被手心的汗水浸得发软发毛，上面歪歪扭扭的字迹，每一个都像是用我心头血写就的——“卖身救妹，换肾急需百万。”

这九个字，像九根烧红的铁钉，钉在我的羞耻心上，也试图钉住妹妹正在飞速流逝的生命。

晚高峰的人流像是浑浊的河水，而我，是河底一块碍眼的石头。

各式各样的鞋——匆忙的皮鞋、疲惫的运动鞋、精致的高跟鞋——在我面前短暂停留，又漠然离去。

每一次硬币或零星纸币落入铁皮盒的声响，都像是一记微小的耳光，提醒着我此刻的卑微。

那些目光，或怜悯，或好奇，或是不加掩饰的轻蔑，织成一张无形的网，将我牢牢缚在这方耻辱的角落。

我不敢抬头，眼角的余光里，是城市华灯初上、流光溢彩的虚假繁华，它们衬得我这块地界，愈发像个被世界遗弃的垃圾堆。

脑海里，医生冰冷的话语与妹妹苍白浮肿的脸交替浮现。

“肾源找到了，手术必须尽快。

费用，至少一百二十万，这还不包括后续的抗排斥治疗。”

一百二十万。

这个数字对我这样一个在工地和餐馆间挣扎求存的人来说，是天文数字，是压垮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妹妹躺在病床上，身上插满管子，脆弱得像一件一碰即碎的瓷器。

她才二十二岁，人生刚刚开始。

我不能让她就这么走了。

爸妈走得早，这世上，我就她一个亲人了。

尊严？

在“活下去”三个字面前，轻如尘埃。

就在意识几乎要被冻僵和麻木吞噬时，一双一尘不染的黑色手工皮鞋，定定地停在了我面前，很久没有移动。

一种莫名的压力让我不得不抬起头。

男人穿着质料精良的深灰色大衣，身姿挺拔，年纪看不真切，约莫在四十到五十之间。

面容轮廓分明，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

他脸上没有什么明显的表情，眼神沉静得像不见底的深潭，先落在我脸上，又扫过我手里那块屈辱的牌子，最后，重新回到我脸上。

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施舍，也没有开口询问，只是那样站